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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医生

2018-5-2 08:47| 查看: 513| 评论: 0|原作者: 赵佳昌|来自: 草原文化网

我有支会呐喊的笔(创作谈)赵佳昌/文其实在写《乡村医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把散文写作的精力放在了医疗题材的创作上。写作十年,我写过很多题材的散文,有校园生活的,有乡土人情的,有择业恋爱的,当然还有 ...

乡村医生

文/赵佳昌


老田的遗憾

那间诊所还在,牌子上写的还是三十年前的名字,每天也依然会有三三两两的人走进那里。他们或带着一脸病容手里拿着纸包包好的药走出来,或在临时的一把椅子上挂上点滴。还是那张桌子,坐诊的医生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我家离这个诊所不到两百米,一拐出胡同口就看见它。我偶尔会走进那里,光线透过窗子打在桌子上,被窗棱分割,斑斑驳驳。从上午到下午,光斑从桌子的一边移到另一边。除了这张桌子以外,诊所的其它地方都显得幽暗,连病人的脸也是幽暗的。这间诊所在下洼子村存在了三十年。小田医生从老田医生的手里接过它,手艺也是从父亲那里承袭过来的,用以维系这间诊所的存在。

这间诊所由两间屋子组成,诊室和配药室,输液的病人坐在诊室里临时放置的椅子上,最多的时候同时摆过四把椅子。我对医生最早的认知是从老田开始的。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刚能记住事儿的年龄。我被母亲领到老田面前,我咳的厉害,每咳一下胸脯疼的也厉害,真怕咳出血来。来苏水的气味呛过来,我咳嗽得更严重了。老田拿起听诊器,在手里捂一捂,然后放在我的胸膛上听起来。听诊器的体件在我的胸膛上游移,我不自觉地控制起自己的呼吸节律。每吸一下,喉咙里痒的不行,发出哼哼的声。我还清楚的记得他让我伸出舌头。你的舌苔很黄,火大。这一切完毕后老田走进他的配药室,在一个个瓶子里倒出不同颜色的药片,并告诉我母亲服用的剂量。我们拿着棕色纸包成的药包回家了。吃了几天后真的好了。从那以后每当我感冒发烧都会走进那里,而老田说话的语气透着自信,我竟觉得他的药是天底下最管用的,刚吃进去病就好了一大半。

多年来我早已习惯了那里来苏水的味道,可冷不丁开门进去的时候,还是会被它呛得咳几声。在我成为一名医生以前老田是我的医生,我坐在他对面的时候就是个病人。每次老田都会拿着听诊器神色庄重地听着我的肺脏传递给他的信息,然后他也总会让我把舌头伸出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舌苔在老田的眼睛里还是黄的。有的时候他还会拽过我的手放在他的小枕上,用柔软的指腹感知脉搏的跳动,以此捕捉我身体里微妙的变化。哪个走肝,哪个入肾。老田拿过一张处方笺,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着。小田拿着父亲的方子走进配药室,两分钟后再交由老田。那是些白的、黄的或者棕色的药片,按照他的指示记了药物的用法,然后用棕色纸包起来给我。吃上三天就见好了。他肯定的语气顿时让我感觉得病已经开始好转了。老田行医近三十年,中西医结合,让我觉得他很厉害。后来是小田医生坐诊,据去过的人说小田医生虽然也看病人的舌苔,但是这间诊所已经不再给病人把脉了。

我居住的地方在三十年前是农村。大片的田野就在我家房前,风一吹,喜人的庄稼左右摇摆着,把阳光一波一波推过来。现在的木兰街那时还是一条土路,汽车一过尘土飞扬。路两边的房子看上去灰蒙蒙的。吹一吹窗台,能掉下一层土。诊所就是在那个时候挂上牌子的。老田刚人到中年,穿着白亮亮的大褂正襟危坐,一阵鞭炮声过后老田开了诊。老田是村子里的红人,不光给人把脉听诊,谁家的牲口病了他也去看,开人吃的药。用他的话说,人的病都能看,牲口的病又能难到哪去呢,终归不会比人的复杂。有人质疑,许能成?可家里的骡子、马什么的病了,人们也还是迟疑的迈进老田的诊所。开诊的前几年,老田很勤奋地深入到牲口的棚圈。可是后来的某一天他拒绝再给牲口看病。各种原因大家纷纷猜测,可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人的病还看不过来呢,谁还会去给牲口看病呢。老田这样说,可他诊所的病人并没有多起来。经常是头痛脑热的病人去开上几包药,或者是腰腿疼痛的去开上几片索密痛。我见过装索密痛的棕色大玻璃瓶子,和包药用的纸一个颜色。听说那瓶子里可以装上一千片药,这个庞大数字的本身就能给人带来疼痛感。

老田诊室的墙壁上挂着两张图,一张是人体骨骼图谱,原来是挂在背靠座椅的墙上,正对着门口,一迈进门,正看着那个骷髅头,让人竖起汗毛。后来在别人的建议下那张图挂在侧面的墙上了。还有一张图是人体经络图。各个穴位像天上的星斗,那是古人的智慧,他把这张图挂在正对门口的墙上,调换那副吓人的骨架图。他的桌子上放着永远都没有替换过的两本书,全都泛了黄边。还有血压计,听诊器,体温计盒,号脉用的小枕,一并放在桌子上。在路边的这些门面里,老田的诊所是关门最晚的。有的时候晚上九点了他的屋里还亮着灯。黄色的灯光从窗子里透出来,整个夜晚的下洼子村只有他那里还醒着。从门前经过,会听到老田父子的说话声。有一段时间老田利用晚上的时间向小田传授他所理解的人体秘密。小田似乎已经预料到会走上子承父业的道路。小田白天的时候不在诊所,每天天刚亮的时候就骑着自行车到厂子上班去了,傍晚的时候他把车子倚靠在诊所外面的墙壁上,开始向父亲学艺。厂子效益不好,他等着被通知下岗的一天。

天气晴暖的时候老田会走出诊室到外面晒晒太阳。伸伸懒腰,踢踢腿,和左邻右舍唠几句闲嗑。晒着晒着老田由中年走到了老年,两鬓的白发多了,他也不再伸懒腰,也踢不动腿了,而是搬个凳子坐在那里。风不再从庄稼上吹过来,那条土路也被修建成了现在的木兰街。城市的身躯向这里扩张。他诊室的牌子在漫长的岁月里换了一块有一块,唯一没变的是牌匾的名字。





五年前,离这里不远处建起了一家医院,原本就病人不多的老田诊所从那时起变得更加萧条。给牲口看过病,谁还会去找他呢。这种说法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只是呵呵一笑,那人也没少来看过病,哪次还不是吃我的药好了。面对大家的质疑,老田把从医资质证书挂在了诊所的门口,可依然没有迈进更多的病人。他有更多的时间晒太阳了。他微笑着看每一个从诊所门前经过的人。他们有的和他寒暄地打个招呼,有的却当做没看见径直走了过去。和年轻的时候比,他开始被这个叫下洼子村的地方遗忘。这里已经盖起了很多高层住宅楼,周围的商铺几经易主开着不同的买卖。只有老田和小田还守着这个低矮的诊所,用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

诊所所处的地带被政府定为今年棚户区改造的重点项目。我突然想起了三十年这个时间概念。三十年,有多少人老去,有多少人离开,多少人见面已不相识,多少人重回这里时迷了路。没变的仿佛只有这间诊所。我又突然想起来很久没有看到老田晒太阳了。他晒太阳时会把左腿搭在右腿上,满头白发,微笑的看着经过身边的人。后来才知道,他已经过世一年了。原来在我的心里他早已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也没有听身边的人谈起他。他已经被这个曾经是村庄,现在与城市融为一体的下洼子村遗忘了。但此时他却又变成了一个显眼的符号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深深的刻痕。

如今小田医生已经人到中年,两鬓也隐约见到了白发。他坐在父亲坐诊的位置上。仍然会有三三两两的人到他那里。只是听人说他不会把脉,这会是老田在弥留之际留下的遗憾。而老田呢,又是村庄留下的遗憾。



 

大舅的双重身份

大舅从事的职业并不专一,他是有双重身份的人。他赶着驴车,我在驴车上把住扶手。车的身子颠簸得厉害,农具发出稀里咣当的声响。我的手紧紧抓着,生怕掉下来。大舅在前面赶着车,不断告诉我要抓牢扶手。我们在一路颠簸中到达大舅的田地。我不止一次见过大舅挥洒自如地施展手中的农具,大舅是个很好的庄稼把式。农闲的时候大舅背着个篓子,让我跟着他上山去寻找一味名叫远志的药材。回到家后把它们晾干,剪成小段,和其它的药材一起放在库房里,待有朝一日给需要的人煎服。大舅过着亦农亦医的生活,在古都河这个小村落兼任着农民与村医的双重身份。

六年前我从医学院毕业后成了一名医生,得到录用通知的那天大舅正在我家。他穿着一身乡间裁缝缝制的粗布衣服,上面还有灰尘,散发着土腥味儿。我给他倒了杯热水。一双满是裂痕的双手接过我递过来的杯子,略显恭谦。大舅七十岁了,骑了三十里的自行车从古都河村来到城里。我留他在家吃饭。他说站不下,还要去医药公司批些药物回家。说着话他开始不住地咳嗽了,我听到有吱吱的声音从他的喉咙里钻出来。大舅放下手中的茶杯,手伸进翻盖的兜里拿出一个药瓶,含住瓶口,拇指用力一摁,随着摁的动作开始,猛的一吸。他安静地待了一会,吱吱声逐渐消失了。多年的老慢支使得他随时带着这个药瓶,就像心脏病病人随身带着硝酸甘油一样。

大舅的倔强是与生俱来的,我的挽留没有起到丝毫作用,他骑着自行车向医药公司去了。下午三点前他还要赶回村里,有几个病人下午等着他输液。他是古都河村年龄最大的乡村医生。上午的时候他和地里的庄稼作伴,下午的时候他背起药箱走访已经约好的病人。大舅没有自己的诊室,又不能在自己家里输液,所以他只能亲自上门。



仲夏的天气炎热,让人昏昏沉沉。我和大舅、二姐到地里摘柿子,是赶着骡子车去的。骡子是大舅借来的。一个个红彤彤圆滚滚的西红柿被我们摘满一筐又一筐,汗水也顺着脸颊一滴又一滴的落在地上,瞬间渗了进去。正摘的起劲的时候,有人急急忙忙来找大舅。我没听清到底是谁又犯病了,估计是个老病号。大舅对我和二姐说,你们看着,我得回去给人输液,两个小时我就赶回来。大舅坐在那个人的自行车上消失在了弯弯曲曲的沙路之中。天太热,渴的不行,我和二姐到一个阴凉地休息。可正当身上的汗退去的时候,一个灰黑色的影子在我们面前一闪而过,扬起一路尘土。坏了,骡子跑了。用两条腿去追四条腿的骡子哪追的上。赶紧找到不远处的供销社,往村大队挂了个电话。村里的大喇叭开始全村呼叫大舅,内容言简意赅。骡子跑啦,赶紧去找。我在原地看着篓子里的西红柿,不一会大舅便火急火燎的骑着那个人的自行车回来了。他咳嗽的厉害,简单问了骡子跑的方向便又蹬上车子去了。大舅说,骡子是别人的,就是把地里的柿子全卖了也赔不起。所以他输上液就赶紧回来,临走时还不忘留下几根棉签和消毒棉球给病人,因为他怕液输完了骡子还没找到,留下这些东西,病人自己就可以简单消毒处理了。晚上八点的时候大舅牵着骡子回来了。我看到他坐在那里喘气都没有多大力气,只有不住的咳嗽声。

大舅家里摆着一张黑白照片,是我姥爷和姥姥的照片。母亲说我姥爷在世的时候是个很有名气的老中医,名声波及到周围的乡镇。在他的主持下镇里开了第一家卫生院。姥爷每天晚上在家都会研习医术到很晚。大舅成了给姥爷端茶倒水、执笔拿灯的人。常年的耳濡目染,大舅也学会了些医术,背过些经典的古方。可他却不像姥爷那样是个专职医生,而是一个整天围着土地转的庄稼把式。他的家里有一头驴、一头牛、一辆板车、一个犁。他种玉米、小麦、西红柿,只要是能够适应本方水土的作物他都种。每天天刚有亮色的时候就赶着驴车出了门。晚上在灯光洒下的一片薄光中翻看姥爷留下的泛黄的医书。

他的第一个病人是自己。年轻的时候烟吸得凶,连吐出的痰都是黑色的。后来得了一次气管炎,咳嗽的毛病就落下了。他说咳嗽起来的时候止不住,像有条钢锯在他的胸膛里拉着。下狠心戒了烟,可是咳嗽并没有因为戒烟而好转。他按照医书上的方子给自己抓药,方子是换了又换,效果也是时好时坏。地里的庄稼长势喜人,努努力每年都能打不少粮食,他下决心一定让自己的身体好起来。后来他得到了这个小药瓶,虽不能根治疾病,可是关键的时候吸一下,难以忍受的咳嗽却能够立刻缓解。

他到底跟着姥爷学了多少我不知道,只知道周围住户有头痛脑热的都会找大舅瞧病。他也很乐于帮助他们,他没有自己的诊室,给乡亲们看病也不图什么回报,药都是按照进来的价钱收取费用的。让大舅最高兴的还是地里的好收成。有一年秋天去大舅家,大舅看着院子里堆满的粮食垛子,嘴角洋溢着微笑。多年以前的乡村医生他们绝大多数都有着双重身份,在田间劳动时是农民,给人看病时是医生。

我把被医院录用的消息告诉了他,他满脸疲惫的样子立刻舒展了,显得比我都兴奋。说了些鼓励的话,基本上是围绕着你姥爷行医一辈子,咱们家又后继有人了这个中心思想展开的。他很以有我这样的外甥而骄傲。经常有同村的孩子到医院找我看病,都是大舅介绍来的。有一天我竟然在病区里看到了大舅的身影。他依旧穿着那身旧衣服,已经驼了背的他背着外孙子。外孙子发着烧,额头上贴着退热贴。他急得不行,却不直接喊住我,怕影响我工作,直到我看见他时他才开口说话。烧了两天了,我是不行,还是找你来看吧。这个被左邻右舍视为医生的人,此刻以一个典型的农民形象站在我的面前。外孙发高烧,他的脸上没有一个医生应该有的淡定。此刻他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我的眼前时,我的心里涌上了一丝酸楚。

大舅到医药公司批发药品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村里有年轻医生开的诊所,那里的药品很全,而且是正儿八经大学毕业的医学生。大舅家里的药都留给自己家人用,且也不再给人看病。我问他对村里新开卫生室的看法。他说那样挺好,年轻医生的医道比他要好,他还是安安心心种地最好。他也走进卫生室看他的咳嗽病。年轻医生说他得的是哮喘,给他开了这个随身携带的药瓶。咳喘的时候使劲吸一下,管用。大舅是拥有双重身份的赤脚医生的最后一代人,就如同传统的麦客一样,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迈开步伐走在乡野之间,可终究被淘汰,最后消失在时代的洪流之中。发表于《延河》下半月刊 2018年4期)



我有支会呐喊的笔(创作谈)

文/赵佳昌


其实在写《乡村医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把散文写作的精力放在了医疗题材的创作上。写作十年,我写过很多题材的散文,有校园生活的,有乡土人情的,有择业恋爱的,当然还有医疗话题的。我总以一个参与者或者旁观者的角度介入到其中,以在场的角度进行非虚构描述。自从我成为一名儿科医生以后我写作的视线开始更多的关注医生这个群体。去年的几个短章分别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上。《乡村医生》是我医疗题材散文中篇幅最长的,也是铺展最宽广的,因为它所承载的话题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一个具有时代代表性的群体——乡村医生——的发生、发展及消亡的过程,以此侧面印证在时代发展的滚滚洪流之中,有新生事物产生的同时也会有旧的事物消亡。

我从六岁开始就一直生活在下洼子村,那个时候我很小,老田的样子就是我对医生的最初理解。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是乡村医生,也没有这个提法。老田在下洼子村可谓红极一时。穿着白亮亮的大褂很是洋气。老田是村子里的红人主要源自于他不但给人看病,还给牲口瞧病,大病不敢说,小毛病还是能够药到病除的。但老田有个弱点,就是用现在的眼光看,老田的行医方式极其不正规,甚至有些随意。这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在二三十年前甚至更久远的时间里,乡村医生完全靠传承式的学习方式接受医学知识,因此造成了局限性。责任不是他们的。可是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意识的提高,这种不正规式的行医方式必然会受到冲击。但老田并没有因为自己被边缘化而沮丧,而是坐在门前晒太阳,微笑着看从门前经过的每一个人。而让他遗憾的,却是自己离开人世之前,自己的儿子却没有完全学到自己的手艺,这会更加快这类乡村医生退出历史舞台的脚步。

大舅是另一类乡村医生,更准确的说应该叫赤脚医生,他们与土地里的庄稼为伴时是农民,给乡间邻里瞧病时是医生。他们与老田相比接受的医学知识更少,更是靠着从父辈传承下来的仅有的医学知识行走在乡间邻里疾病的痛苦之中。大舅虽然也在闲暇之余学习医学知识,可主业毕竟是农民,他缺乏专业医生的素质,无论是医疗知识方面,还是心理素质方面,都无法与专业医生相比。当他背着外孙以一个农民的身份站在我的面前时,脸上没有一个医生应该有的淡定。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在大力倡导全科医生培养和乡村卫生建设的今天,“大舅们”注定会成为赤脚医生的最后一代人。然而他们在面临自己受到的冲击时却坦然接受,安安心心回归到农民的角色中。可是在所难免的,也多少会有些失落。

在我写下《乡村医生》时,凸显的并不是时代的进步,我所要讲的是旧式乡村医生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有无奈,也能捕捉到一丝不舍。他们的心声是应该被我们知道的,他们的样貌我们也不应该遗忘。写《乡村医生》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记住这样一类人,我用手中的笔把他们的疼痛替他们喊出来,也替这个时代喊出来。那些疼痛的内心会因为呐喊而好受一点。发表于《延河》下半月刊 2018年4期)



  作者简介

赵佳昌,1985年生,赤峰人,医生,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散文作品见于《散文》《草原》《延河》《牡丹》《百柳》《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等刊。多篇作品入选权威选本。有作品被选为广东省2010届高三模拟联考试题现代文阅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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